开元棋盘当我们“审判”许知远时我们在审判什么

　　开元棋盘当我们“审判”许知远时我们在审判什么当费翔走进《十三邀》，许知远势必陷入窘境。相较于前者的通透、丰盈和教养，外加《封神第一部》的荣耀加持，许知远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置于网络的凸透镜下接受审判。

　　于是，关于许知远的不堪回忆汹涌回潮：面对俞飞鸿的“油腻”，面对马东的“陈腐”，面对李诞的“笨拙”，面对木村拓哉的“尴尬”，以及诸如“矫情”“装X”“自作聪明”等罪状，经由费翔这面完美的镜子，再次折射出来。

　　但这次却不乏辩护的声音。或许这些“罪状”也可转译为：笨拙是真诚的涌动；尴尬是思考的停顿；矫情是诗意的捕捉；装X是对精英文化一以贯之的推崇和信奉。

　　“一个聪明的年青人说出了一些真话，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，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，不如说这是庸众的胜利。”

　　许知远一贯如此。他对庸众（这个刻薄的词，是他竭力回避却时不时透露出来的判断）的抗拒，以及对旧日北大和一个时代的缅怀，构成了他的精神底色。

　　当这种底色闯入大众传媒的语境，尤其是面对《十三邀》节目所邀请的那些时代的弄潮儿时，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冲突。

　　因为弄潮者，一定是被时代推举出来的。自诩精英的许知远，像个顽固的老头，不仅拒绝承认时代的更新，反而频频在节目中将这个时代定义为堕落和衰败。

　　所以，他会向俞飞鸿表示惋惜，为什么要去拍《小丈夫》一类庸俗、无聊的东西；会问木村拓哉，是否想过用自己的能量改变日本；会对马东直抒己见，认为时代挺低劣的，并质问马东对这个时代是否如他一般抱有抵触情绪；会向李诞表示，时代过度欢乐躁动，应该要一些忧伤来调剂，并问他是否想改变世界；会面对罗振宇对那些唱挽歌的人的讥诮，自嘲道，“我就是唱挽歌的人”。

　　挽歌与正在演化、推进的时代是相悖的。面对新的浪潮，许知远经常表现为无能为力。但仍保有好奇。正如他在与费翔的对话中承认，是好奇在驱使他，克服内向与害羞，走进时代的漩涡，试图理解和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
　　他鄙视马东所创的网络综艺节目中，所涉及的辩题：漂亮女人该拼事业吗？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？结婚在不在乎门当户对……在他看来，这不值一辩。价值低廉，而且重复。但年轻人喜欢。于是，他禁不住好奇，向马东“求教”，这种喜欢和娱乐背后的本质；90、95乃至00后的趣味；《奇葩说》和莎士比亚的高下之分。

　　马东巧妙地回应，不同代际群体的本质相同，“只是语境不一样，用的语言和描述方式不一样。”这种“不一样”赋予辩题的新鲜感，也让马东自觉地拥抱年轻。至于整体节目的价值，马东坚持认为必须置身一个较长的历史尺度，才能评判一个文化类作品的优劣，对一个时代的判断尤其如此。

　　在结束跟费翔的访谈后，许知远蹲在街角，沉吟道，他太自洽了，像一个维持四十年毫无破绽的童话。许知远只是为这个童话添了一笔可有可无的注脚，无法干扰他的观念，使其敞开类似创痛、阴影的切面。当然，也没必要敞开。

　　李诞和马东似而不同。比起马东的无懈可击，李诞偶尔还能表露昔日的理想主义色彩，甚至会为此伤悼，但旋即又很快浇灭这种情绪，袒露内心的疲累，“有一些时刻会觉得自己活得不正义”。

　　但正如李诞所言，这种“不正义感”很快就会过去，“因为我知道我做不了这样的人，我也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人。”

　　底色悲凉的马东、贩卖知识的罗振宇、游刃有余的俞飞鸿、不恐惧不感伤的木村拓哉……诸君衮衮，总会“过去”，随时代起伏，不哀伤，只前进。

　　只有拧巴的“许知远们”不肯说服自己跨过去。这种执拗，有时会表现为愤怒，于是他要审判庸众；有时会表现为困惑，于是他要求教和探求，向陈嘉映、许倬云等大家求教，向马东、罗振宇等成功者探求。

　　最终，他展现出一副顽固的并不讨喜的做派，无论是语言、表达，还是逻辑、思想，都流露出一副厌倦甚至傲慢的姿态。而那些被他定义为“庸众”的群体同样用大众传媒的方式对他口诛笔伐。

　　因此，他会尴尬，会停顿，会在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后，说一声，我们先不录了，歇两分钟，然后用咖啡或酒，挡住自己的脸。

　　昔日，一位清华学子登上《奇葩说》舞台。介绍完专业学历后，他向导师们提问：“我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？”

　　高晓松当即说，“名校是镇国重器。名校毕业是干嘛用的，不是用来找工作用的，你明白吗？名校培养你，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。”这番言谈，是“何不食肉糜”？还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论调？一个人如何判断它，大概就会如何界定许知远。

　　马东暗指许知远是一个自恋的人。之后，与李诞对谈时，许知远毫不讳言，“我们北大人比较自恋，觉得自己肯定是塑造时代的人。”

　　自幼成绩优异，熟读鲁迅、李敖、爱默生的许知远，立志要考北大。遂愿后，又失望于大学生活的世俗和商业，一头扎进图书馆，从罗素到萨特，读了个遍。他创办杂志，发惊人之语，毕业后从事媒体工作，为各大报刊撰文，成为“喜欢对世界进行广泛发言的知识分子”。

　　此后，知识分子这个身份成了他的方。他谨守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，不驯服，不低头，像一个陌生人或者。

　　只是面对日新月异的大众传媒，他指认的这层身份，变成一种过时的腔调。承袭自西方文学的表达，于20世纪文化体系中建立的思想坐标，无不是对当下网络语境的贬斥。于是，就连《十三邀》中频频出现的他的面部特写，都能构成一种罪证：这个人陈腐而不自知，以文化之名行自恋之实。

　　但他从不回应那些非议，顽固地坚守心中知识分子的道义或责任。早些年，以激烈的批判和辛辣的杂文扬名；后来，他审判庸众，并迅速将这种审判转化为对精英的唤醒。

　　“我悲叹的不是大众的平庸（他们常常如此），而是精英阶层的普遍堕落。”在《时代的稻草人》自序中，他这样写道。

　　《十三邀》的出现，很可能就蛰伏着他的这种野心——将献身时代、拥抱大众的精英们，拉回到自己的阵营。

　　因此，面对俞飞鸿那样的美人，他才会追问：你这么美，这么聪明，曾经拍摄过像《喜福会》那样的佳作，为什么会进入庸俗的柴米油盐、世俗婚恋的电视剧？

　　她不认为，或者拒绝承认，从《喜福会》到《小丈夫》是一种“堕落”。许知远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。他不甘心，坚持逼问。落到观众眼里，这就是一种冒犯，油腻，“直男”。

　　譬如他对马东过度娱乐化，迎合时代和年轻人的需求而感到费解。但马东的高度克制和逻辑体系，将许知远的努力拒之门外。

　　而罗振宇不仅不回应他的唤醒，反而用一种彻底的功利逻辑，驳斥许知远更为形而上的人文理念。对此，他只能沉默。

　　直到最近，面对费翔这样一个迷人的偶像，他的自洽使许知远无所适从，只能附和或追随，而无法发挥自己审判或唤醒的道德使命。于是乎，他迟钝了，从发问者转化为倾听者。

　　可以说，访谈对象、时代弄潮儿、功成名就者以及网友群众，和许知远产生的分歧、冲突和批判，基本源自于他从不舍得放下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，降低到一种平视的姿态与外界对话。

　　在他而言，这是志在改变世界的精英立场的坚守；在外界看来，只会觉得他对时代的描述与指认，是一种落伍、逆流与不达时务。

　　《易经》“履卦”的一句爻辞或是对许知远的最佳写照——“素履，往无咎。”《象传》解释为，“素履之往，独行愿也。”这是说，他按平常的践履方式前进，只为实现自己的夙愿，并且他的方式“无咎”，即没有灾难。

　　一个想做“这个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领袖”的角色，如何回应自己的愿望和外界对他的非议？他的方法就是做事：继续工作，继续访谈，继续创作。

　　早在2005年，许知远就创办了一家单向街书店。店名取自本雅明的同名著作。卖有品质的书，做各类读书沙龙，成为北京一个重要的文化场域。

　　2014年，“单向街”进阶为“单向空间”，推出《单读》及一系列出版计划，在线下沙龙的基础上又开展新媒体业务开元棋盘。今年，单向街书店甚至开到东京，多元文化交流将在此发生。

　　此外，许知远从2013年就开始构思的“梁启超传记”，到2019年，正式推出五卷本计划的第一本《青年变革者：梁启超（1873-1898）》；今年又推出第二本《梁启超：亡命，1898-1903》；近十年，他都在书写青年梁启超开元棋盘。

　　“一百年前的梁启超，和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有着类似的困境，他们都要面临如何重新创造自我的过程，在困境中创造人生新的可能性。”许知远曾谈及创作动机，是因为在梁启超身上发现了通用的价值，对他而言，或为遥远的共鸣；对年轻人而言开元棋盘，可供一种生活的参考；对这个时代而言，无疑是留下了一部不可忽视的传记作品。

　　其中一位豆瓣网友的评价，或许贴近了许知远的写作愿景，“以梁启超为中心，还原了清末大变革时代的知识群体的情绪，并藉此沟通笔下的历史与眼前的现实，为困于现实的人寻找潜藏于历史的动力。”这位网友接着说，“鉴于故意贬低知远这部新作似乎已成为某些人标榜自己的时尚，就再隆重推荐一下吧。”

　　针对此书的一些恶评，更多的是源自对许知远一贯的印象，而并没有深入文字的肌理，透析文字背后的表达。这是许知远背对时代浪潮不得不付出的代价。

　　未来七八年，许知远仍会致力于梁启超，写完剩下三卷。前后估算，用近二十年的心力去书写一部著作，这本身就是一场弥足珍贵的长征。

　　30多岁的许知远，迷恋大的概念和叙事；后来，他觉得“所有思想观念都需要用非常具体的方式来呈现。”《十三邀》只是他的具体之一；单向街书店，单读书系，播客，旅行，文化活动，“梁启超传记”，都是他将观念化作行动的方式。

　　他并非不知道外界对他的非议。但你很难苛责一个真正在做事的人。唯有做事，才能将所有愤怒的姿态，激进的表达，与悬浮的理想，转化为一种建构。

　　昔日，他批驳“韩寒现象”，发表《庸众的胜利》；当时，有网友不认，“你的作品没一部能留给历史，至少韩寒还有《三重门》。”